The Observatory 是一支新加坡的摇滚乐队。2013年11月他们来中国进行一次小型巡演，朱文博帮助他们安排了在北京XP Club的演出。在演出前他和当时的乐队成员们进行了一次邮件采访。
The Observatory 当时的成员包括：
Dharma - Guitar
Leslie Low - Vocal, Guitar, Drums
Vivian Wang - Synths, Keyboard, Various other instruments
Bani Haykal - Drums, Clar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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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你们还记得 The Observatory 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吗？
Les: 乐队成立于2001年。当时 Vivian 和我想一起写一些歌，那时我们在同一家音乐制作公司工作。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Time of Rebirth 中的许多歌曲就在那段时期写的。不久之后，Dharma 加入了我们，我们以3人组的形式做了第一场演出。之后很快我们就扩大了乐队，我们的每张专辑也因此有着不同的声音，这种风格的变化也成为我们的标签。这是对新加坡的环境与我们不断变化中的生活的一种反映。
zhu: 我知道你们在一起已经玩了10多年了，这其间都有怎样的变化？
Dharma: 是的，我们的音乐风格以及我们的阵容都有过很多变化。在我们的第一张专辑 Time of Rebirth 中 ，我们有5名成员，我们用电脑编程做的鼓，因为我们没有鼓手。在第二张专辑 Blank Walls 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鼓手，我们因此成为了一个6人组。我们在第三张专辑 A Far Cry From Here 的时候换了一个鼓手，而在发行第四张专辑 Dark Folke 的时候又成为了一个5人乐队, 没有鼓手。在最近的一张专辑 Catacombs 中我们成了4人组，长期成员 Evan Tan 离队了。专辑发行后，另一名原始成员也离开了，为填补这个缺口，我们找到了 The Observatory 的最新成员 Bani Haykal，他在乐队里司职鼓手与单簧管的吹奏。
在新加坡做一个全职乐手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入不敷出，这是我们的成员离队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音乐风格，自从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开始，我们的声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很难解释，可能说不清楚，听者自己的感觉会比我的解释更好。我们总是觉得需要创造性的改进，而不是在每一张专辑里做同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音乐在不断的改变。
zhu: 你们受到了怎样的音乐影响？
Dharma: 我们听很多不同种类的音乐，很难全部一一列数。关于我和队友的音乐口味，根据我的了解大致如下：Charles Mingus, Neil Young, Alice Coltrane, Death Grips, John Coltrane, Swans, Beach Boys, Ultralyd, Robert Wyatt, Black Sabbath, Stevie Wonder, Anthony Braxton, Oren Ambarchi, Ennio Morricone, Krzysztof Penderecki, Blut Aus Nord, Steve Reich, Can, Evelyn Glennie, Nick Drake…太多了，我应该在这里停止：）
zhu: 东南亚的文化与儒家文化对你们的音乐有影响吗？我知道新加坡或许是当今最严格的儒教国家。
Vivian: 在儒家文化中成长确实对家庭价值观与新加坡式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程度的影响，作为移民的后代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从小，我们就被告知要循规蹈矩，要努力工作，要孝顺我们的父母，这些对我们都是根深蒂固。我们不被鼓励去质疑权威，或是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有强烈的意见，批评政府亦是不可取的。我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长起来的，对权威与管制非常抵触。我们不想墨守成规，但如果我们不一致，我们就会受到政府与社会的处罚。我们的音乐是对于权威、从众性、资本主义、实利主义、不受制约的权力、贪婪以及过度消费的反映。我们同样也反对经济增长的不均衡与阶级分化，而这些情况似乎都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的环境也由于利润和贪婪的存在变的很困难，毫无疑问，无论在新加坡或是周围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会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并显现在我们的音乐中。
Les: 我们的音乐与打破儒家思想的束缚有很大的关系。
zhu: 或许你们难以置信，其实有一些资深的中国乐迷知道 The Observatory，但他们会认为你们是一支独立民谣组合，或者是一个后摇乐队。所以，你们怎样看待 The Observatory 的过去，未来又会去向何方？
Les: 刚才我们谈了儒（Confucian），那现在我们来谈谈混乱（Confusion）吧，不好意思我使用了这组近似词。这种混乱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们千变万化的专辑制作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方式，我们也喜欢探索 The Observatory 的各个方面。这也向来是我们的艺术策略，始终如一。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将很多不同的艺术范畴引入到我们的作品中，包括与视觉艺术家合作，以及在很多艺术项目里的即兴。我们也研究巴厘岛的乐器Gamelan（加麦兰），纳入到我们最近录的东西里。我们最近与一个挪威乐队合作的专辑就是这样一例，我们的歌曲 Mankind 中使用了特制的巴厘岛Gamelan，我们根据自己的音乐尺度与乐队配置对它进行了改造。很幸运，我们的音乐被世界各地的不同年龄的人听到。我们近期的计划是在路上检验我们的新歌，希望明年年初可以开始录制新专辑。
zhu: 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新加坡的音乐场景吗？我们很多人对那里的音乐一无所知。
Dharma: 新加坡有许多indie-rock/pop和后摇乐队。除此之外，我喜欢的本地乐队有，Hanging Up The Moon, The Psalms, Dream State Vision, B-Quartet (这是Bani Haykal 的乐队，目前没有在活动)，Awk Wah, Game of Patience, One Man Nation, Piblokto, Aspidistra Fly, 还有 ARCN TEMPL（Leslie和Vivian的二人组）。此外我必须提到一个厂牌, Ujikaji Records（http://ujikaji.net），他们推广来自新加坡以及周边地区的实验音乐和有趣的作品。他们还有一个网络电台节目，真的很好。这里是链接：http://seaartsfest.org/ujikaji
Haykal: 新加坡的音乐场景相对来说很多样，我认为它组合的很好。每一种音乐风格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即使规模很小。
圈子是分离的，但可以相处。据我观察，最近的乐队有兴趣将自己出口，成为音乐产业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相当健康的生态系统，有时候不平衡，但在这里你的一些好的举措间接会影响到新加坡的音乐发展。这不仅是乐队或乐手，还包括一些作者，或是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音乐场景的人。
zhu: 我知道在新加坡的日常消费非常贵，这会影响到你们的音乐创作吗？我听说The Observatory曾有计划移居加拿大，你们有这样做吗？
Vivian: 新加坡是世界最昂贵的5个城市之一，这里的收入差距非常大。这里的老人在退休后（65-80岁）依然要工作来养活自己。这种情况在其他第一世界的国家几乎不会出现。在新加坡，政治家有着最高的薪水，这也是世界仅此一例。艺术家，尤其是实验艺术家，都在做巨大的挣扎。我们的加拿大的计划已陷入僵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Haykal: 是的，新加坡相当的昂贵，我认为这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工作偏向于紧凑的流程，在小规模里创造一切可能。
zhu: 你们对中国的音乐场景有什么了解吗？你们对这次中国小巡演有何期待？
Vivian: 我们对于中国的地下场景很感兴趣，喜欢 Torturing Nurse，李剑鸿和颜峻。我们也与 Vavabond 合作，她为我们最近一张专辑 Catacombs 里的一首歌做了remix。
Les: 我只了解一点点，仅限于即兴/实验音乐家，比如颜峻，我们在演出中认识的；还有 Vavabond，通过美国的厂牌UTECH。我希望能了解更多。
Dharma: 我非常喜欢李剑鸿爆裂的吉他噪音。我也听了Chui Wan的一些片段，很喜欢。期待看他们的演出。
zhu: 谢谢你们，现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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